威高股份因员工行贿在云南医保局官网公开致歉，医械销售旧逻辑正在失灵

2026年4月9日，一份致歉声明出现在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官网，落款方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龙头——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威高股份”，01066.HK）。

截图自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声明中写道，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近日发布《关于医药企业失信行为拟评级的通知》，“依据相关案件判决书所载内容，我公司业务员在某相关医疗机构销售医疗器械的过程中涉嫌行贿行为”。对此，威高股份“深感震惊、高度重视、深刻自省”。

截图自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关回应。声明发布平台是省级医保局官网，援引的是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公告发布前后，威高股份同时采取了降低相关产品销售价格、解除涉案员工劳动合同、惩戒相关管理层、全面梳理内控流程等一系列动作。这背后，是一场关于信用修复的精密操作，也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旧有增长模式被新规则挤压的缩影。

致歉的时机同样耐人寻味。就在声明发布前不久，威高股份刚刚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全年营业收入133.89亿元，同比增长仅2.31%，归母净利润16.12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1.99%。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公司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0.88%，三年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更是跌至-16.45%。股价方面，自2025年7月末以来，威高股份跌幅已超过三成。

在业绩承压的同时，一张横跨近十年的行贿网络正被层层揭开，将这家医械巨头推向“刑事追责—行政监管—招采信用”三重审查的聚光灯下。

致歉声明背后

一份判决书与一条行贿清单

把时间线往前推，这份致歉声明所对应的上游案件，从公开信息比对看，与国家医保局2026年1月15日发布的“慈某龙行贿案”高度对应。

国家医保局在通报中明确写到，该案系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摘录：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慈某龙系“山东某某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销售分公司业务员”。

截图自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4年12月16日公示），从2011年到2020年，慈某龙的行贿行为持续了整整九年。

其行贿手段堪称“多元化”——200克商品金条一块、美元现金9900元、人民币现金39.5万元，甚至面值50元的超市购物券，都成为其打通医院关口的工具。行贿范围覆盖普洱市人民医院放射科、眼科、产科、感染科、呼吸内科、急诊科、泌尿外科、内分泌科、普外烧伤科、手术麻醉科、消化内科、儿科等近20个临床科室，涉及静脉留置针、精密输液器、避光输液器、一次性输液器、高压注射器等医用耗材。

法院审理查明，慈某龙向普洱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个人贿送的金额累计超过39.5万元人民币、9900美元及一块金条，向医院内设科室贿送医用耗材销售回扣共计119.12万元人民币。最终，慈某龙因犯行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2026年1月15日，国家医保局在官方平台通报此案，明确指出“医药商业贿赂本质上是通过给予不正当利益影响处方权，干扰正常诊疗行为，妨碍公平竞争，加重医药负担，使得医药产品销售从实际临床价值和产品竞争力转为以高返点和高回扣驱动的不当竞争”。通报还表示，下一步将“指导云南省医保局依法依规开展信用评价，督促失信企业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失信行为，拒不纠正的按规定采取处置约束措施”。

业绩承压之下

集采、反腐与信用评价的三重挤压

如果只把这件事理解为“个别业务员失控”，很容易低估问题的结构性。

威高股份自己披露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数据，已经说明这是一家高度平台化、销售网络庞大的综合医械企业。

截图自威高股份官网

公司官网显示其已形成五大核心业务板块；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当年实现收入133.89亿元，同比增长2.3%，本公司拥有人应占纯利16.12亿元，同比下降22%；若扣除特殊项目及汇兑损益影响，经调整后归母纯利约16.21亿元，同比下降19.9%。

分业务看，2025年医疗器械产品收入65.77亿元，骨科15.23亿元，介入20.06亿元，药品包装22.88亿元，血液管理9.95亿元。公司同时披露，海外销售收入已达35.7亿元，占比提升至26.7%。

再看前一年，威高股份2024年实现收入130.9亿元，同比下降1.1%，归母净利润20.7亿元；截至2024年末，公司在国内设有37个销售大区，拥有3180名销售员工，国内客户总计超过1万家。

对一家覆盖低值耗材、骨科、介入、药包材等多线业务的企业而言，这样的销售体系本身是竞争力的一部分，但也意味着企业在医院端准入、科室渗透、区域维护上的管理半径极长。一旦价格压缩、合规趋严而考核目标仍高企，灰色激励就可能在长链条销售体系中找到缝隙。

按照国家医保局2025年6月修订发布的制度，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已经从原来的四档调整为“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档，且惩戒更严、穿透更深。

截图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医保局在政策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修订的目的之一，就是破除商业贿赂、带金销售等不正当交易行为，引导企业减少对“高定价、高返点、轻质量”路径的依赖，“光明正大地挣钱”。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评定失信企业735家，其中“特别严重”7家、“严重”40家。

更关键的是，2025版裁量基准已经把“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路径写成了制度条文。商业贿赂事项对应的纠正措施包括：终止相关失信行为；对涉案员工、委托代理企业采取惩戒直至解除关系；在省级医保部门官网或集中采购平台公告致歉声明；提交合规整改报告；主动剔除涉案产品虚高空间；主动退回不合理收益。

医保局还在答记者问中说明，在正式评价处置前20个工作日，医药集中采购机构会书面预通知企业；企业若在预评价阶段立即采取措施、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并消除不良影响，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可不予正式评价。威高此次公开致歉，本质上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内争取信用修复窗口。

反过来说，如果企业不纠正，代价会非常现实。国家医保局公开解释过，依据信用评级结果，相关部门可从提醒告诫、提示风险，一直采取到限制或中止挂网、投标、配送资格。对“严重”评级企业，可取消涉案产品挂网和配送资格；对“特别严重”评级企业，不仅评价省份内全部产品挂网、投标资格会被中止，涉案产品在所有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也可能同步中止。

对于医械企业而言，这已不是品牌层面的声誉损伤，而是直接关系订单、准入、配送和医院终端覆盖的经营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看，云南医保局官网上的一纸致歉，不是企业被动低头，而是当下医械行业规则重写的一个缩影。

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的《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已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招投标列为持续治理重点，并提出“加强穿透监管”，把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推动医药企业参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

政策信号已经很明确：过去那种把风险主要留在医院端、渠道端的治理方式，正在转向从生产、流通、招采到使用的全链条追责。

医械行业的“结构性病灶”

合规“最后一公里”为何难落地？

慈某龙案和威高股份的公开致歉，不是一家企业的孤例。

近年来，从大型制药企业到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因商业贿赂被列入招采失信名单、被中止挂网资格、被暂停配送资格的案例已不鲜见。国家医保局定期公布“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医药企业名单，形成了常态化、透明化的信用监督机制。招采信用评价正在成为中国医药行业最重要的合规“紧箍咒”之一。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监管日趋严密的背景下，类似的行贿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把责任完全归于“个别员工失德”显然过于简单。

从行业生态来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长期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企业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高，而医院端的采购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临床使用习惯和客情关系的影响。 当产品的技术壁垒不够高、质量差异不够显著时，“谁能进院”就往往取决于谁的关系更“到位”。

医疗器械经销商联盟有医疗器械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内医疗器械企业由于长期处于市场追赶者的地位，对渠道渗透和客情维护的依赖程度往往比跨国企业更高，而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与合规监管形成直接冲突。

在集采尚未大面积铺开的年代，高毛利空间足以覆盖“带金销售”的成本，企业甚至有动力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产品定价中。但当集采大幅压缩了耗材价格空间，过去那种“高定价、高回扣”的模式就失去了经济基础。企业如果未能及时调整销售体系，依然沿用旧的“打法”，就很容易在法律和监管层面触碰红线。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曾就此分析指出，随着带量采购覆盖的产品类别不断扩大，不同细分领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执行性问题，“历史份额依赖”等因素可能导致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进退失据。

更重要的是，随着2025年版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企业的违规成本被显著提高。过去，部分企业可能抱有“被发现再整改”的侥幸心理；但现在，一次商业贿赂案足以让企业在一个省级市场全面出局，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丧失核心产品的挂网资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杀手锏”，恰恰在于它将合规与“生存权”直接挂钩。

2026年1月，国家医保局公示第16期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结果，全国153家企业被列入失信名单，“特别严重失信”企业从上一期的15家激增至62家，增幅超过4倍。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此评价称，这份名单的扩容与头部化标志着中国医药监管进入“穿透式治理”新阶段，“这既是挑战，也是行业出清与价值重估的机遇——唯有将合规内化为组织能力的企业，才能在严监管时代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截图自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

法律界对此也有系统研判。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李启超律师在专题分析中指出，医药行业反腐败斗争已从“防治结合”转向“零容忍”的精准打击阶段，监管呈现“全链条、穿透式、多维度惩戒”的特征。他特别强调，企业必须摒弃传统“带金销售”模式，转向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合规推广，“才能在变革中求生存、谋发展”，

威高股份的致歉声明中有一句话值得反复品味：“尽管仍发生个别员工违规行为，说明我们在执行落地、人员管控环节还存在漏洞”。这句话既是一种自省，也折射出大型医械企业在渠道管理上面临的普遍难题——当销售网络遍布数百个城市、数千名业务员与上万家医院打交道时，如何实现合规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落地？这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更是执行层面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