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看华西村，30年后看盒马村？

文 | 佘宗明

12年前，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新书付梓，书名就叫：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整本书的深文大义，可概括为四个字：救救农业。

这些年里，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幕已启，“中国农业该走向何方”的问题，答案渐次清晰。

一二三产业融合，就是兴农的必由之路。

问题来了：三产融合，到底该怎么个融法？

在全国多地开花的盒马村，就带来了些许启示。

乍听到“盒马村”几个字，不少人的反应也许跟我一样，还以为是哪个村子又出名了。

可事实上，盒马村是一种订单农业新模式，也是一个中国数字农业新样本。

▲盒马村并非某个村子的特指，而是盒马订单农业新模式催生的产物。

仔细打量盒马村模式，或许可以抛出这样的结论：

过去，人们看中国农村，总会看华西村；如今，人们看中国农业，可以看盒马村。

华西村的发展奇迹靠“三产共存”：在其他村还在以一产为主的时候，华西村就率先迈出了步子，在农业之外拓展了二三产业，优化了本地生产力结构布局，促进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

但华西村的一二三产业并未形成一体化生态，虽然有一产+二产催生的食品加工业（华西村食品酿造厂），也有一产+三产带来的休闲农业（华西都市农业示范区），可各类要素的跨界集约化配置仍不够。

盒马村则很讲究“三产共融”：一二三产业有机交融，变成复合生产函数，而非简单的物理叠合，用知名经济学者姜长云的话说就是，“以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为路径，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以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为结果，通过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

以数字化为引擎，以助力三产融合为途径，盒马村模式推动了农业的深层次跃迁。

01

说到三产融合，日本的现代农业常会被提及。作为现代都市型农业的典范，日本农业的产业化程度很高。

有意思的是，三四十年前，日本农村过疏化、农地弃耕、村域经济衰退等问题还相当严重。

那时候，农业学者今村奈良臣发现，日本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与日本国民消费的农产品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差。这类价值差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等环节流向农村之外，导致农业增值收益未能留在农业生产者手中，制约了农民增收。

鉴于此，他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起初他将第六产业视作三产相加（1+2+3=6），后来他又将其改为三产相乘（1×2×3=6）。

日本政府之后推出了地产地消、一村一品、农工商连带等举措，着力推动三产融合，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提升了农业产业的综合价值。

▲日本富田农场。

摸着“他山之石”过河，近年来，三产融合也成了我国三农政策词典里的高频词。

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上，中央首次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自2015年起，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强调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性。“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作为完善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抓手。

在朱启臻看来，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全面繁荣。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三产融合是产业兴旺的关键，三产融合跟乡村振兴的关联由此锚定。

02

三产融合，不能“去农化”，也不能只有“农”，它重在让一二三产业形成有机统一整体，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

将农民从融合主体中剔除、不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不叫三产融合。

只是简单由工商业资本前向整合、没有对农业多功能充分挖掘，也不叫三产融合。

一二三产业无法形成激励相容关系，在融合共生中撬动新产品开发、新价值创造、新市场开拓及新产业培育，同样不叫三产融合。

在很多地方，囿于诸多因素，三产融合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

这些因素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传统”仍是部分地方农业的底色，其农业仍以小而散为主，它很难以农产品终端消费需求为导向牵引供给优化，将三产融合导入良性循环，经常连滞销困境都难以解决。

如此一来，粮农菜农果农、农场经营者、农业龙头企业等多方参与三产融合的动力自然也就不足。

以吉林汪清县为例，这里原本是“中国木耳之乡”，可由于高品质干木耳常年卖不出高价、还经常滞销，种植户越来越少，汪清木耳产量面临萎缩风险。

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投入回报低，成了三产融合的最大掣肘。

“利益不同，没法强融”，在产销堵点未消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所谓的三产融合，变成了“三张皮”，既难融也不合，农业耕种仍是小而散，农产品加工大而不强，农业多功能性开发快而不优。

03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农产品卖不出去，借力农业电商就好了。

毋庸置疑，前些年，电商助力农产品上行，是助农的典型范式，在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农业要解决的，不只是销的问题，还有研、产、供等环节的问题。对应的要求就是，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发展农产品产加销和贸工农一体化，构建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都有“数”的现代化农业产业新体系，促进农业全产业链系统性进化。

对数字农业底座搭建者而言，只是介入末端的销售环节还远远不够——数字农业该是农业上下游产业链全链路的协同数字化，而非单点数字化。

这就需要，数字化触角既前向延伸，伸向研发、生产环节，推动其标准化、规模化，也后向延伸，伸向流通、餐饮环节，带动农产品梯度增值和农业价值充分市场化。

盒马村的“新零售+数字化农业”，就为此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

许多人以为盒马村就是“定向供应”这么简单，可盒马村实为盒马将定制化供应链探索上蓄积的数字化能力向村域输出的产物。“生产端的智能化+供应链端的数字化+销售端的互联网化”，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

▲很多盒马村，已实现生产端的智能化。

到头来，它挟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供应链体系与稳定销售渠道，不只撬动了农产品需求侧变革，还撬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

吉林汪清木耳盒马村带来的变化，就是佐证：自2022年8月盒马村模式引进汪清县后，盒马与当地木耳龙头企业合作，借助技术手段和平台能力重塑了整个产业链。

盒马专门组建近20 人的团队，深度挖掘汪清木耳天然、有机等特色卖点，从产品种植、原料选定、包装设计、物流运输等环节对汪清木耳提出了细致要求。

汪清木耳原来经常是“大堆货”，在盒马的C2M反向定制拉动下，变成了具有“脆、糯、润”不同口感特点的木耳饮品，如“有机小碗耳”、“免泡有机山木耳”、“黑山木耳”、“MAX 有机汪清白玉木耳”等，既满足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为汪清木耳的高品质属性夯实了消费心智。

截至今年1月，即在短短5个月内，盒马帮汪清售出30吨干木耳。当地木耳收购价格从每斤约28元上涨至现在的约35元，种植户年均增收2万元左右。

帮地域特色农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更助其产能与品控稳步提升，盒马村模式释放的是农业增值的乘数效应。

朱启臻就总结道：中国农业的未来在数字农业，作为数字农业基地中的代表，盒马村是个很好的模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盒马村的理念更进了一步——帮农民造个鱼塘。

打通销路，帮三农经营者将农产品更好地卖出去，是授人以渔；搭建“赋能场”，帮他们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多重能力，就是造鱼塘。

04

本质上，三产融合跟贯通消费端、服务端到供应端、生产端的内涵有相通之处，都是要“造链”。

在7月20日的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可持续发展大会暨首届“盒马村”乡村振兴大会上，盒马CEO侯毅就表示：

自2019年首个盒马村落成以来，盒马通过订单农业保障稳定的供销关系，助推盒马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依托农村特色资源，探索农业现代化流通新模式。

迄今为止，盒马村凭着订单农业模式，已解锁了推动三产融合的几个姿势：

一是以销定产。

担心种出来后卖不出？那就通过产销大数据预测去指导生产决策。

为了更有效地分担农业生产风险，盒马还在全国多地推出现实版“开心农场”，探索出认养农业模式。

北京平谷大桃享誉遐迩，可此前也经常受订单不稳定所困。2023年，平谷盒马村推出“认养一颗桃树”预售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的农业参与需求，也缩短了供应链路，减少了滞销风险。

二是技术助产。

智慧农业，是数字农业的进阶版本。

在很多盒马村，物联网云平台、空间遥感监测、智能农事管理系统、区块链品质溯源系统等俱备，这切实提升了农业作业的效率。

吉林汪清木耳盒马村在生产加工环节就采用了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建成了黑木耳三级菌棒智能生产车间、黑木耳智慧温室大棚示范基地，带动了量质双升。

三是分级采购。

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会倒逼品控强化，让种植户和企业更有动力种好货。

在分级采购下，许多受灾农产品也有了出路。2022年6月，北京有1300多亩平谷桃园遭遇冰雹，盒马为此迅速成立了助农专项小组，将被冰雹伤害不超过6处且保持完整形状的桃子取名“雹伤桃”，在北京43家门店同步售卖，对于“雹伤”更严重的桃子，盒马还会利用冻干锁鲜技术将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加工后摆上货架。这帮桃农们极大地减少了损失。

四是仓网服务提效。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沙漠蝴蝶兰”主产地，但在以往，从产地到消费者，鲜花需要经历漫长的流通环节：加价环节多、流转时间慢、鲜花损耗严重。

以“盒马花园”为代表的O2O新零售业态，采取了“产地仓直发+干线冷链运输+末端配送”的全供应链服务——产地仓直发能优化供应链路，干线冷链物流能缩短流转时间、降低鲜花损耗，末端配送则能提升用户消费体验，让当地蝴蝶兰销售“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这背后，是盒马将涵括5大枢纽中心、8个供应链运营中心、百余个产（销）地仓、110条干线线路的仓网服务体系，向全国数千家上游基地的开放赋能。得益于此，农产品流通半径扩大，消费者更便捷地享受到了“南菜北调”“西果东输”的新鲜产品。

▲鄂尔多斯沙漠盒马村已入选全国十佳盒马村。

五是品牌力保障。

盒马是极具特色的商超平台，也是国内最大的有机生鲜食品一站式购物平台。高品质托起了它的品牌力。盒马的品牌背书，能帮助农产品更好地卖出去，还能帮助其孵化品牌，让其获得品牌溢价，提升价值链。

说到底，三产融合的根本诉求就在于，让农业参与者种出好产品、卖出好价格、获得好收入。数字农业就在推动农业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改变传统农业“种地凭经验、吃饭全看天、丰产不丰收”的问题。

05

如果说，盒马村助农也有行动代号，那代号就是6——此处的6，指代的是三产融合下的第六产业。

细究起来，盒马村的三产融合，跟华西村的三产叠合不太一样。

华西村此前也在进行产业升级，但当地农业更多的是处于为其他产业提供要素的阶段，二三产业才是主角，一产只是做配。华西村固然叫村，但其产业模式并不“村”。

盒马村的产业升级，立足的还是农业，着力的是三产深度融合提供数字化动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说：三产融合，“你的‘一’一定要起来，‘一’起来以后才能跟‘二’和‘三’组合，你如果‘一’都没有起来，你搞什么‘二’和‘三’呢？”

农业仍是盒马村助推三产融合的基点。现代农业需要提质增效，它可以对全链条数字化增能。现代农业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它可以培育新农人。

在盒马村，农民已告别看天吃饭状态，收入普遍提升，大批外出务工者在召唤下回了乡，归雁经济兴盛。

这跟华西村大相径庭：华西村先前创造的奇迹，是改革开放红利对先行者的犒赏，带有较多的个人偶然因素，后来者很难复制。盒马村连着的数字农业新模式，却是可持续可复制的。

华西村注定只有一个，盒马村却可以有无数个。

数据为证：自2019年7月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试水后，截至2023年5月，全国已有185个盒马村，其中有47个位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有机盒马村数量为41个，惠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110家。

值得注意的是，盒马村对乡村振兴的助力，不是以破坏乡村价值谱系、将农民排斥在三产融合之外为前提的。

朱启臻曾表示：“乡村振兴只有在理解和尊重乡村特点基础上沿着乡村价值谱系发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盒马村对三产融合的助推，并非将一二三产业关联要素割裂开来，而是基于乡村特点对其原有价值体系进行放大。

从三产融合进化角度讲，乡村振兴的路径变化已清晰可见：

30年前，看华西村；30年后，看盒马村——准确来说，是看数字农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