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大疆的印象，始于天空。

十余年前，航拍仍属于少数专业影视团队，一个俯瞰城市、掠过山河的镜头，背后往往涉及直升机租赁、审批、保险等一系列复杂的协作，既稀缺，亦昂贵。

大多数创作者，只能在地面仰望，知道天空存在着另一种叙事方式，却很难真正抵达。

在影像领域，大疆最早改变的，恰是这种距离——把镜头送上天空，让过去需要直升机才能完成的画面变得触手可及。

后来，大疆又把目光从天空，带回地面。

无人机上的云台，被拆下来变成Ronin，从打造专业的稳定器生态，走入更为专业的影像管线；而原本属于电影工业的跟焦、追踪、稳定、色彩科学等，则被一点点装进越来越小的设备里，向更广泛的创作场景迁移。

从天空到地面，从专业到大众，从片场到街头，过去十多年间，大疆一直在拆解影像创作中那些沉重的部分。

这种重量，不只是设备本身，亦是创作的重量、成本的重量，以及专业影像长期筑成的门槛。

6月2日，大疆在北京举办“大疆光影十二载暨手持影像技术分享会”，并发布《大疆手持影像十二载·技术历程》，将这些年手持影像的演进、突破等一一道出。

活动现场，香港导演刘伟强、好莱坞摄影指导Rodney Charters，摄影指导赵小丁、赵晓时，以及B站“百大”小鹿 Lawrence等嘉宾先后登台，围绕影像行业变迁、创作故事、影像设备便携化等维度展开讨论。

而这背后，是一场持续了十二年的技术修行。其终点，或许并不只是制造出更好的影像设备，而是将讲述故事的能力，还予更多人。

从云端，到片场

技术诞生时，大多带着明确的使命，但率先看见其另一种可能的人，往往是用户。

时间回到2014年，彼时的大疆，刚借Phantom系列打开云端的视野，工程师们便在海外极客论坛里，捕捉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

一些硬核创作者，把大疆无人机上的禅思云台拆下来，安装到自制支架上，带着设备走上街头。镜头跟着奔跑的人群穿过巷道，掠过汽车，越过栏杆，画面依旧稳定。

这虽不是大疆最初所设想的使用场景，但却传递出相当明确的需求，即创作者对于“稳定”的渴望，从来不分天空和地面。

场景不同，底层命题却相通。

而这，几乎成为了大疆手持影像十二年的起点。

2014年前后，Ronin与Osmo一代相继诞生，此后的十二年里，大疆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将类似的能力，从一个场景搬到另一个场景——从Ronin 2到RS系列，再到Ronin 4D……

这似乎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发展路径，但对当时的大疆而言，这更像是一场向传统影像工业腹地推进的漫长渗透。

回头看，那些略显粗糙、简陋的改装设备，像极了时代的预告。而此番探索，最终也在影视工业语境里，收获了回响。

在曾操刀过《无耻之徒》《24小时》等作品的Rodney Charters看来，大疆除了带来新的稳定技术，更影响了影像创作方式。

斯坦尼康虽然解决了移动拍摄的问题，但摄影师依然穿着一套沉重的机械盔甲，必须与演员保持安全距离，很多细微的情绪、动作和即兴反应，都很难被真正捕捉。

相比之下，大疆的稳定器方案，让摄影机能以更轻盈、更自然的方式接近拍摄对象，重构摄影机与影像表达的关系。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毕赣，就曾对大疆Ronin 2印象深刻。毕赣的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长镜头的调度之上，而其中那段长达60分钟、空间跨越数公里的一镜到底，背后便有着Ronin 2的加持。

沿着这一逻辑，从稳定器到电影机，Ronin系列这一路走来，扛过了全球顶级影视剧组严苛的考验；而Ronin系列的优秀口碑，亦使大疆在2024、2025年先后拿下了年度工程、科学与技术艾美奖与奥斯卡科学与技术奖。

正如评委会在颁奖词里写道：“大疆解决了影视创作中最难的一个技术问题：让复杂变得简单，让昂贵变得可及，让专业变得普及。”

换言之，认可也好，荣誉也罢，背后指向的不单是某一技术或产品，而是由大疆参与、推动的这场影视工业嬗变。

为创作“减负”

很多时候，人们讨论影像行业，总喜欢谈创意、审美和表达，却鲜有人讨论重量。

但事实上，从摄影机诞生那一天开始，重量便始终存在。甚至可以说，电影工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与重量博弈的历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台35毫米摄影机往往重达数十公斤。拍摄现场，摄影师扛着机器，胶片盒、轨道、摇臂、斯坦尼康等层层展开，一个看似简单的跟拍镜头，背后往往站着十几个人。

镜头越复杂，设备越庞大，能够讲故事的人自然也就越少。

活动现场，Rodney Charters讲了一个有些沉重的故事。

Rodney Charters的摄影助理，扛着27公斤的手持摄像机，工作了超过15000小时。而这，使他的脊柱永久受损，至今仍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大型设备对很多摄影师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

香港导演刘伟强，对此亦深有体会。

1981年，他进入邵氏，当摄影师时，电影行业还处在胶片时代。

据刘伟强回忆，拍《龙虎风云》时，他扛着机器跟着演员在街头奔跑；后来拍《古惑仔》，由于预算有限，时间有限，整个剧组几乎是在铜锣湾边走边拍。

还有些电影场景设在山上，而山路狭窄、湿滑，有时候剧组光是搬运器材，都得耗费两三小时。

“大疆这个产品如果早一点出来，我身体就会好一点，现在我周身是痛的，你们当摄影师就知道了。”刘伟强坦言。

另一方面，所谓的沉重，影响的不只是摄影师的臂膀与脊椎，亦影响着镜头的存在与否。

以综艺为例，传统隐蔽机位常常固定在角落，一旦嘉宾走出预设范围，画面便会沦为废片；而需要嘉宾手持设备进行第一视角记录时，问题又转向另一端——明星不是摄影师，走动、交谈、转身都可能带来晃动、虚焦和构图失控。

这意味着，很多创意，或许不是没人想到，而是在运输、调度、核算过程中，被筛除、舍弃。

好在，手持影像的迭代，扭转了这一切。

以Pocket 3为例，影像规格的升级，使其足以覆盖现阶段的4K播出标准，而三轴稳定、智能跟随、人脸锁定等功能，则让嘉宾只需单手持握，即可拍出稳定、可用的素材。

从这个角度看，大疆过去十二年的手持影像演进，更像是在持续拆除那些附着于创作之上的障碍。

当设备越来越轻、画面越来越稳、影像素质越来越高，那些曾被器材与现场条件阻隔的影像表达，得以重获新生；而更广泛的大众用户，也渐渐拥有讲述自己故事的入口。

拆掉影像的高墙

摄影大师Ansel Adams曾说过，摄影机最重要的元件，是摄影师的头脑，而非手中的相机。

但在现实世界里，人与表达之间，经常还隔着漫长的距离。

事实上，设备器材，除了服务于影像拍摄，亦在无形之中塑造着创作的边界。

小鹿 Lawrence提到，十年前他在美国，除了自己的毕业作品，其他时候甚至连机器都不能碰：“如果你碰到它，就需要重新去调试它，重新调试它非常久。”

机器越贵、调试越复杂，片场就越围绕它建立纪律；久而久之，就会按资历、分工形成一套秩序，谁能碰，谁不能碰，谁来操作，大家自有默契。

这一现象，并不只存在于片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影像能力始终局限于少数设备、创作者手中。

手机影像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记录”的需求，但稳定的运动镜头、可供后期深度调色的宽容度、复杂场景下可靠跟焦、专业工作流里的协同能力等，依然长期存在于专业影像体系之中，限制着用户更高阶的创作。

换言之，手机降低了门槛，却并未完全释放更高阶的创作能力。

大疆，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这一切。而如今，这场迁移的接力棒，交到了Pocket 4P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Pocket 4P定位是“人人都能用的口袋电影机”，但刘伟强第一次接过Pocket 4P时，心里其实有些犯嘀咕。

他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四十多年，见过太多电影机，大的、小的、贵的、便宜的，但一台能塞进口袋里的摄影机，多少还是超出了他的判断。

“这些东西是出去玩的人用的吧？”活动现场，刘伟强导演戏谑地谈起自己当初的反应。

两个星期后，他带着自己用Pocket 4P拍摄的样片重新站上舞台。

答案变了——“它真的可以拍电影。”

前后的转变，原因或许在于Pocket 4P身上，出现了太多原本不该属于Pocket系列的东西。

据悉，除了双摄，Pocket 4P还搭载了17级动态范围，以及D-Log 2专业色彩曲线。前者负责留住光影中的层次与细节，后者则为后期调色与风格化创作预留更大的操作空间。

这些能力过去属于电影机。而眼下，随着产品不断迭代，越来越多高阶影像能力，被折叠、下放进这样一台可以放进口袋的设备里，让电影级表达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正如大疆新闻发言人张晓楠活动现场所言：“大疆手持影像十二年的发展，是一条从天空到地面、从专业到大众的技术迁移路径。”

这场迁徙，没有尽头。毕竟，故事从来不属于少数人，而属于街头奔跑的孩子、在厨房忙碌的母亲、旅行途中的情侣，以及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只要人们仍有讲述与表达的渴望，这场迁徙就会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