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车子从昆明出来,往南朝玉溪方向驶去。

平路接山路,四个多小时后驶入新平县嘎洒镇,迎面而来的是一片2000多亩层层叠叠的果园。抬头是连绵的哀牢山,脚下是一泓清池,一块平地上盖了几栋办公和接待用的小楼,这就是褚橙庄园的所在地了。

1月17日,天高气爽,阳光温暖。借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机会,我拜访了90岁的褚时健。股份公司是未来资本运作的主体,他任董事长,总经理是他儿子褚一斌。薪火相传,褚时健说,会扶上一两年。

我问褚老:“您对现在年轻的做企业的人有何建议?”

他说:“现在国家给年轻人的条件很好,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创业。中国十几亿人,很多人还很困难,创业就是每个人都要把个人的条件发挥好。创业有困难,但哪个社会没有困难?80、90年代我们创业也经历过困难。要有耐性,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在股份公司成立仪式的致辞中,褚时健说:“天道酬勤,不勤快的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好结果。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有顺境逆境,情况不好的时候不要泄气,情况好的时候不要骄傲,做人才能长久。”

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褚时健,30多年前,他是中国企业家的巅峰人物。从1979年担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始,他用十几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年创利税200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把“红塔山”打造成中国第一品牌,当时有小学生考试答题,在“中国五大名山”中填上了——“红塔山”。

1988年,马明哲、任正非创业那一年,褚时健已经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5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也是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获得者(1990)和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4)。以玉溪卷烟厂为核心的红塔集团有句口号,“天下有云烟,天外还有天”,当时褚时健在企业界的地位类似今天的马云。

1996年底褚时健被隔离审查,1999年1月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当时引发了很多争议。2002年,褚时健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和比他小5岁的妻子马静芬一起开始承包荒山,种冰糖橙。数年后,褚橙以高质量的形象在市场站稳了脚。

褚时健: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褚橙庄园

2004年褚时健获得假释,后来减刑两次,最终减为12年,2011年释放。一年后,“人生总有起伏,精神终可传承”的褚橙广告语风行一时。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褚时健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我会选择——“魄力”。

褚时健1979年当厂长,1982年就被玉溪地委以投机倒把的定性,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他违反国家的烟草专卖规定,用成品香烟和广东商人进行商品串换,引进设备,换取化肥和丝束、烟纸、包装纸等等辅料,甚至还换过广东的家电和四川的火腿改善员工生活。进口烟草辅料是国家计划调拨的,供应量不够,不到生产所需的一半,所以他把一部分计划外卷烟指标拿出去串换辅料。

褚时健的老同事说:“专卖计划的天花板一下子就碰到了,要是一直缩在里面不敢干,企业发展不起来,要干就犯法,褚时健胆子大。”
褚时健曾说:“我着急,人急智生,就干了。”

刚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就发现生产设备早已过时。先进卷烟厂的卷烟机每分钟可以卷制和接嘴7000支,他们是几百支;先进包装机每分钟可生产400包香烟,他们是几十包。他决定,更新设备,提高效率。

刚好云南省轻工业厅有两台英国制造的MK9-5烟支卷接机的引进名额。褚时健四处找贷款,他对弟弟褚时佐说:“要是贷款还不了,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儿侄女就交给你了。”

一位曾在云南省经委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改革开放之初,轻工项目投资3000万元以上、重工投资项目5000万元以上、外汇投资使用额度500万美元以上,省里都没有决定权,要报北京。批设备的指标也捏的死死的,地方要上一些大项目,只能拆散成一堆小项目批。”褚时健一心要做大,敢于冒险,所以成了突破旧的管理框框的急先锋。他是幸运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省长和志强默许了他的突破。那是地方干部愿意为干事业的企业家担责任的时代。普朝柱曾在新平县工作过很长时间,褚时健“文革”时在新平县农场和几个工厂干过,普朝柱对他很了解。

MK9-5安装好了,大家抱着莫大希望,孰料日产量只有设计产量的50%。技术人员一头雾水,当初反对引进的人看起笑话。

英国专家说,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

褚时健不说话,研究机器,观察出故障的地方,一周后对英国人说,我们的原料确实有问题,该怎么办?

褚时健: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褚时健

英国人说,简单办法是放弃电子质量监控系统,改为人工管理卷烟质量。这样的后果是,在电子质量系统中不达标的卷烟可能被通过,但质量肯定比老机器生产的好很多。还有个复杂的办法,就是烟丝、滤棒和盘纸等统统进口,用高质量材料加高质量设备生产高质量烟丝。

褚时健的选择是,不放弃机器质监系统,进口一些辅料,而烟丝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自己来做,他要建立自己的烟叶供应系统。这时,他又一次挑战了传统体制。

当时中国的烟叶实行严格的计划种植,由国家计划部门将指标下达到烟叶种植的省、区、市,未经计划部门批准,任何地区和个人不得随意种植烟叶或扩大烟叶种植面积。烟叶收购也是计划收购,具有烟叶收购权力的烟草公司和烟厂按国家下达的收购计划,与烟农签订收购合同,在烟叶交售期按国家价格政策和烟叶分级标准,分等级收购。未经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烟叶。烟叶调拨也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烟叶产地的原料通过调拨计划进行调配,各省、区、市之间的调拨计划由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省内的烟叶调拨由省级计划部门下达。非经计划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变更烟叶调拨计划。

褚时健想直接进入烟叶种植环节,必然触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来舀水”。但他不为所动,绕过烟草公司直接去找附近的通海县委和县科委,建了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具体做法是,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帮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所有烟叶都必须卖给玉溪卷烟厂。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车间建在农田上”。

为了突破“统配(烟草)包销(卷烟)”体制,1982年褚时健向云南省烟草公司提出把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三合一”!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1986年10月被省长办公会议批准,褚厂长又兼了烟草分公司经理和专卖局长。

1987年,在“三合一”的新体制下,玉溪卷烟厂投资在玉溪地区八县一市90个村建成了174项抽水和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旱地的水利条件,种植烤烟46373亩。

褚时健不仅有企业家的魄力,还有匠人的细心。

1985年,他去美国考察。云南的气候、日照、土质和弗吉尼亚差不多,引进的大金元烟种也来自弗吉尼亚,但质量差很多。美国靠期货市场调控烟叶产量和质量,烟农必须种出优质烟叶才能卖上好价格,管理非常现代化。而云南烟农种的是产量不高、质量不齐的晾晒烟,选种、栽培、施肥、中耕管理、烘烤的做法都很传统,重产量不重质量,烟农也不愿意投入很多资金。

褚时健把美国烟草专家、美籍华人左天觉请到通海来考察。左天觉看后说,你们辜负了老天爷给的条件。他一一列举问题之所在:按照美国每公顷烟田化肥使用量的标准,中国每亩烟田要用100公斤以上化肥,而玉溪烟农每亩只用40公斤;玉溪烟农为提高产量多用氮肥,但氮肥不能保证质量,好烟叶要多种化肥搭配;美国烟农是按规范种植的书籍操作,玉溪烟农则按传统经验,种植太晚,烟叶生长期不够,发育不良,采摘时间却很早,烟叶还没有从成熟到优质,就被采摘下来。

左天觉说,优质烟叶的评判指标一是含糖量,二是含碱量(尼古丁含量),比例要恰当,烟叶采摘过早,糖量过高,卷烟厂再下功夫也产不出好烟。

凡事都有规律,规律就是科学。褚时健吸取了左天觉的意见,他在5个乡、14个社的1342户烟农做实验,技术团队有云南省烟草科研所专家、玉溪和通海烟草公司的科技人员。1985年秋,实验结果出来,中等烟比例49.25%,上等烟比例42.12%,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褚时健做任何事,都要先摸清规律,彻底弄懂,绝不当外行。

年轻时酿酒,他琢磨出关键是一个“搅”字,必须两个小时搅一回,浇浇水然后搅拌均匀。不搅,可能这边蒸熟了,那边还不熟。搅拌浇水后,再放上大木柴烧。除了搅拌,发酵也很重要,关键是温度,褚时健把火烧好后,会把炉条下面的炭铲出来,用小锅放在发酵室,这样温度就可以一直保持在37、38度。

“文革”期间,褚时健被安排到嘎洒糖厂,做红糖。他先研究燃料消耗报表,发现生产1吨糖消耗5.4吨煤,太多了,就把土灶大锅改造成锅炉,用蒸汽管道制糖,降低能耗;将甘蔗榨油晾晒之后再做燃料,循环利用;之后又改烧块煤,燃料消耗降到1.8吨。褚时健还不满意,又把二次剩余的甘蔗渣晒干,做第二年的燃料。最终燃料消耗降到0.8吨。他天天泡在生产车间研究工艺,过去用3个滚筒压糖,他改用12个滚筒,让甘蔗中的糖分被充分提取。别的糖厂100斤甘蔗出9斤糖,他能出11.5斤。

2002年褚时健开始种橙。前一年,弟弟到监狱看他,带了一些自己种的冰糖橙,触发了褚时健种橙的想法。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褚时健把玉溪书店关于种植果树的书全买了,一边看一边实践,从探寻水源、丈量土地、育苗剪枝,每个环节都亲自学,亲自干。

比如灌溉,他借钱投资了138万元修引水管道,将南恩瀑布水引到果园,投资64万元建了6个蓄水池,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的输水管道,投资72万元装微喷灌设施,铺设微喷管道;比如剪枝,他和几个作业长每人负责10至20棵树,用不同的方法剪枝,比较哪一种方法最好;比如肥料,他去市场挑选鸡粪作肥料原料,别的农户拎着鸡场装好的粪袋就走了,他把鸡粪倒出来,放在手掌上捏一捏,看看水分多少,有没有掺入木糠,如果有就讨价还价。他的果树肥料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末、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每吨成本200多元,却比市场上每吨1000元的化肥效果还好。

褚时健认为,农产品要像工业产品一样,标准化操作,果实要一致,一吃就能辨别出来。他规定,每棵果树只留240朵花,每亩地种80棵果树,株距2米、行距3米,每年一般要除4至6次夏梢。他要求通过剪枝、控梢、砍树,保证每颗树照到相同的阳光;通过滴灌技术,解决橙子大小不一的问题,因为靠近水源的果树往往长得更粗壮;他建立了几百条种植作业管理条目,比如“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一、二、三年生树按3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他解释:“一、二、三年生树和四年生树,激素存在差别。小树叶片少些,大树叶片多些。当有了溃疡病以后,我们对小树和大树的要求就有一些区别。如果要求太高了,农民努力也做不到,那这样的要求没有意义,罚款反而会滋生抵触情绪,但是,我们又要尽量控制疾病。所以根据实际情况一改再改,才这样制定下来。”

无论什么,褚时健都能钻进去,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摸出办法,熟能生巧。他是有魄力的企业家,又是一位把工匠精神和科学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大师。

褚时健的命运像山一样坎坷,像水一样柔韧。

他祖籍河南,祖辈在清咸丰年间到云南戍边,几经周折,迁徙到玉溪境内华宁县南盘江边的一个小村子。按辈分,他是“时”字辈,因两个哥哥不幸夭折,父母为他取名时加了健康的“健”字。

从小,褚时健就不安分,喜欢下河抓鱼,上山打猎。为学游泳差点被淹死,但他不放弃,后来能潜到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抓鱼,出水入水,身上晒脱了皮。他十三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他们几个兄妹,备尝艰辛。

1949年,读高一的褚时健和两个堂哥参加了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一次战斗中,两个堂哥死在敌人枪口下,褚时健费了两个多小时将他们的遗体带了回来。后来他当上了连指导员。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在政府机关顺风顺水,1955年当上了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58年褚时健被错划为“右派”,次年到元江县红光农场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到种植园、畜牧场,先后负责过糖、酒、纸等工厂,直到1979年调任玉溪卷烟厂。

褚时健: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褚时健

我拜访褚时健的时候才知道,他种橙子的根本原因是两个。

一个是经济压力。褚时健从监狱出来后,要考虑生计问题,用马静芬的话,“我们还有子孙,怎么过日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必须通过做事才能让自己的心充实。他的女儿1995年关在监狱时自杀,这成为一个父亲永远的伤痛。褚时健的一位老友告诉我:“老褚说过,要是不种橙子,人可能就没了。”

一个七十四五岁的老人,一场艰辛而无畏的劳动,是为了坚强地活着,不陷在无法挽回的伤痛里。我被深深震撼了。

种橙子是个漫长的过程,小苗入地要几年才挂果。当年挂果不可能当年有收益,挂果后能不能进入市场被接受也是问题。褚时健开始种时对朋友说:“算一下,等挂果的时候我都80岁了,闲着也是闲着,就当自己给自己找点乐趣吧,别的我也不会搞,我就喜欢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然后把它做好。现在我的成就肯定不如做烟的时候大,但我的成就感一点不比做烟的时候小,甚至更大。”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那些外在的声誉,远不如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不屈不挠有滋有味永远停不下来的劳动,更能让一个人的内心感到满足。从满山黄土到满目绿色,褚时健的心灵小宇宙,爆发出了怎样的改天换地的强大动力!

“没有劳动的人生是罪恶,而没有艺术的劳动是野蛮。”(约翰•拉斯丁)

褚时健,这部至今仍在书写的大书启示人们,人生的过程就是劳动的过程,创造的过程。劳动最光荣,创造精品的劳动最快乐,无论其中有过多少苦难,多少曲折。

文:秦朔@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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